苦难与政治之间有何关系？

在古典自然法学家那里，原始自然充满疾病、饥饿与灾乱……共同体生活是人摆脱自然黑暗状态而进入文明之境的唯一出路。然而历史却总是无情地证明：较于自然，政治本身带给人的苦难可能更多、更深。无论是柏拉图的“城邦的没落”，还是夫子的“礼崩乐坏”，政治苦难总以比自然苦难更强大、更深痛的力量，结晶为一个民族悲怆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自然灾乱只是把人的价值挤压得扭曲、变形；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杀戮、压迫、欺骗，却意味着一切价值的彻底退场。生老病死苦业无明，这些艰辛的在世体验总是逼迫无数受苦的心久久发问：如果政治带给个体生命的不是更多的自由更好的尊严，反而是更深更巨的压抑和压迫，那么政治状态岂不是比原始自然状态更残暴更荒谬？栖息与共的兄弟同胞岂不是比那些坚硬的石头、狂暴的洪水、肆虐的瘟疫更冷漠更恐怖？

耶稣早就对这种荒诞性提出尖锐的质问——不是以空洞的思辨，而是受苦的身体。布道路上，他为人驱魔除病使民吃饱，如果仅此而已，又与那些尝百草、兴水利、制礼作乐的亚细亚圣人有何区别。当圣人在虚静无为中体味着“与天地参”的宁谧欣悦时，耶稣却以惨烈酷痛的受苦之爱代人赎罪。既然基督的国不在地上，既然他所要解救的苦不是在世的生老病死，而是“活”本身的无意义和无价值，那么，人子就必须要上十字架，以此自我否定来安慰在上的天父所担当的巨大孤独，来消解大地上无可计量的不能承受之轻。基督的受难不止于一个宗教事件，而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事件：所有个体的苦难途经他掌心的钉孔而聚焦为凝重的一点，就是这一点，使得对于经验政治的一切批判有了超越性的支撑！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中世纪，王本身分裂为二体性：虽然“王位”凝聚着“神授”的意志，但“王者”确属肉身凡体。基于国王意志的世俗性，基于国家在起源上就承当着人类堕落的原罪，王权与教权、国王与教皇虽在职能上多有交叉，但从未重合。后中世纪的启蒙理性一方面大肆挞伐沉沦的基督教，另一方面却扬弃了超越的基督性，随之而来的是奠定民主基础的议会、反映公共理性的“新闻第四权”。代议制和新闻自由的内在理据并非单纯立足于对于民意的经验反映，而是相对于现实国家意志而言，相对于执政者而言，它们凝结着某种理性的超越性象征。那幽暗的唯灵主义的罪与苦，使得文明在经验世界的混乱失序前痛苦地转身背去，在受虐般的挣扎和悔恨后又重新回过头来，将批判的锋芒和理性的反思带入政治生活。苦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无论加之于身或加之于心，如果它不是渺小的个体向强大的政治机器索要自由和自尊的最后道德根据，那它还会是什么呢！如果苦难不允诺一个产生更少苦难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结构，那它还配允诺什么呢！

哀我华夏，自古多艰。不要说天灾地荒江河水患，只需数数那些王朝更迭、边夷乱汉、株族坑儒、苛政猛赋……可谓史不绝书，而历史的宏大叙事、对文明的甜美追忆以及新儒家们极具审美情调的哲学话语，却将无数装傻佯狂陈石投江的人间冤灵一笔勾销，将无数易儿相食抛婴溺子的人间悲剧轻轻抹去。因为国人不喜十字架上的惨痛酷烈，更向往圣人的安详恬静。有水患就要修渠，于是有大禹；饿肚皮就要耕田，于是有神农。人在自然现实面前的窘迫一次次成就着那些古典的卡利玛斯们，带领族亲邦民走出劫难。西方的王是受命于神，中国的君则受命于天。既然天人本无二，他自己索性可以成为天，霸占天。既然人皆可成圣，帝王们个个都精进修为欲成正果，成了“圣上”、“老佛爷”。如果说基督的受难升华为一种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根据，中国古代的苦难倒是都通过圣人的净化而加固着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苦难越重，越需要皇恩浩荡；苦难越深，越仰赖圣意垂怜——无数鲜血白骨原都是都只为祭奠那庙堂之上高贵纯洁的圣人悲情的。君王们都不忍百姓受苦，士大夫们都不忍黎民多艰，但只到“不忍”为止，顶多感叹一下，啧啧两声，吁几口气，落几滴泪，然后照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人吟一首乐府咏叹苦难，大家都跟着他点头掉泪；若此人因此悔愧自责，大家就觉奇怪但还好心劝他；若他不仅自责，还暗示着别人也要自责，要问责，那大家就转身离开他了。把苦难内化为永远的罪与悔是不可能的，圣人们和圣人的学生们都本心澄明圆满自足，这些内心的阴暗岂不有煞风景。何况圣人历来都无愧于心，无怨无悔，再多的死难只能触动他们的悲情，却万不能生起一点悔意。当然，这种悲情有时也会变质，或成一腔空疏的纯情，坐在家里竟一心要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或成一种做作的矫情，一面大鱼大肉一面哼哼着“君子远庖厨”。

西方的苦难开拓出人与现世政治间一段微妙的距离，而中国的苦难却使人如此陶醉于生活的细节，死与受难被填充进太多的世俗考量和政治意义。当基督徒们在苦难面前颔首静默穆然肃立时，我们却站在一具具尸骨上高喊着化悲痛为力量，如果可以，我们也可以化悲痛为生产力，为GDP……难道一个实用理性的民族真的就“实用”到这种程度，在一场场天灾人祸面前都不会停思片刻，就把苦难“提升”为一种残忍的乐观，一种更高远的历史意志，去推动权力机器的继续运作？当死本来的沉寂幽暗被越来越多的喧哗热闹打碎时，它本应该带给人的对于生的敬畏和沉思，也被悄然打碎了……于是我们重又变得坚强了，我们重又敬仰起那些经过处理的画面和声波了，我们又要“众志成城”“和衷共济”请全世界表扬了……

我不相信人人都献出的那“一点爱”,真正的爱总是要独自受苦的，就像那些永远失去孩子的母亲在余生中与幽灵为伴，“一点爱”仅仅是旁观者的移情。

我不相信电视里那些死里逃生的孩子乐观向上的面颜，同学惨死的一幕将凝刻进他们的一生，那些假装的笑脸只是记者叔叔们让他们故意摆出的画面。

我不相信孩子们去了天堂、做了天使，以及所有汪国真般的纯情诗篇，我知道他们的尸体正在变青、变硬、腐烂、发臭……

在孩子们的死难面前，请不要再使用那些气壮山河的词汇。请让悲痛来得更深沉一些，而不要急于将它化作可供利用的宣传力量、公关力量。

在孩子们的死难面前，请不要那么问心无愧。不正是生活中每个人的细小的恶，一点一滴地汇集，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个时刻，以一种大恶的毁坏力爆发出来，犹如沉默良久之后打在我们已经变厚的脸上的一记耳光：其实你也有罪！

在孩子们的死难面前，请不要急于抹去自己身上的责任。那些声言要查清、要问责的官员和部门，他们自己有没有责任——不止是法律上的，还有良心上的。除了具体的操作者外，那些对这些具体操作施压的宏观政策、那些产生这些宏观政策的制度机制，难道就是清白的、是干净的？